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轩轾集中反映为法治与政治的纠结。
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⑥关于法学问题的类型区分，参见王轶：《民法典编纂争议问题的类型区分》，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第7-18页。
(33)全面依法治国绝对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⑨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对党领导法治建设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遵循，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旗帜。(38)就立法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了人民。
要坚持以公开促公正、树公信，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杜绝暗箱操作，坚决遏制司法腐败。有学者认为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政治方向的重要论述。曾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指出：平安建设是以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的的群众性创建活动。
省级是省域平安建设的总指挥部，市级是重大矛盾风险的防控地，县级是普通矛盾纠纷的终点站，乡级是矛盾纠纷化解的主阵地，村级是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线。（一）狭义上的平安中国 狭义上的平安中国，是指社会治安意义上的平安社会。2019年颁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党内基本法规形式对这一体制予以法治化确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
这无疑对于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这里所说的契约，不仅包括以合同文本形式存在的显性契约，还包括以非合同形式存在的隐性契约。
这一名称的优点就在于其清晰地揭示了公安机关与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的直接关系。这要求对《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整体性修改，构建起一个完备可行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中央政法委提出，树立谦抑理念，对通过民事、行政法律手段就能妥善处理的经济案件，不使用刑事强制手段，努力以较小成本取得较好效果。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
中国共产党自局部执政时起，就以公安来命名治安保卫机构。第三，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立德树人作用。进入21世纪，面对社会矛盾凸显期，中国共产党把和谐摆在重要位置，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诉讼相比，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信访等机制，具有程序简便、成本低廉等优势，起着化解社会纠纷的分流阀作用，在防止普通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升级为群体性事件上具有重要作用。
古人把监狱囚犯多少作为评价地方官员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以发挥互联网优势为目标，支持互联网企业、电商平台构建完善线上纠纷解决机制，为涉网纠纷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纠纷解决服务。
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从结果环节看，契约治理表现为相关各方共同受益。
在传统的政法话语中，政法机关的主要职能被定位为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古代统治者将民无冤屈视作司法的最高境界。在2019年以来中央政法委推进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如《南京市社会治理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平安建设条例》等。从古今中外情况看，社会治安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安不安全、平不平安的核心指标。依照纠纷解决主体和性质的不同，纠纷解决机制可分为民间性、行政性、诉讼性三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激发社会自治、自主、自律的力量，让群众身边的问题由群众自己解决。
首先，按照位阶排序，应当把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挺在最前面，作为纠纷解决的第一道防线。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常常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
2015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确立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即大平安建设领导体制。史书称颂：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在新时代，只有各个部门共同发力，才能解决影响安全稳定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构建起平安共建共治共享圈。
虽然现代政法哲学和古典礼法哲学共享综合治理的思想，但二者所强调的法在平安（太平）上的地位和作用有显著区别。近年来，由于政治极化、种族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呈现出各种乱局，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骚乱事件等。近年来，不少行业特别是新兴行业出现的混乱无序、野蛮生长问题，往往与这些领域的制度供给不及时、不充分，因而明规则缺位、潜规则盛行有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当时较为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中央政法委明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
当代中国，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被视为健康中国和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改革成果和近年来应急管理新经验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固化和细化。
为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以下简称 综治委 综治办），综治委主任一般由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综治办和政法委实行合署办公。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厌恶动荡战乱、追求国泰民安的强烈集体意愿和心理结构。
与平安相关的范畴有很多，诸如秩序、安全、稳定、和平、和谐等。要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
党的十八大以来，维护政治安全机制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就是更加注重在法治轨道上保障国家政治安全。其中，政治，是指充分发挥政治系统的作用，通过领导、规划、监管、服务等方式，防范化解各种安全稳定风险。法治，是指充分发挥法治体系的作用，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法治教育等方式，引导社会问题依法有序公正高效地解决。自治，是指充分发挥社会体系的作用，通过邻里互助、慈善救助、社区自治、行业自律等方式，让社会问题尽可能由社会解决。
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综治委、综治办被撤销，其职能被合并入党委政法委的职能范畴。一是构建党委政法委统筹协调机制。
从治理体制上看，中义上的平安中国建设主要依靠政法机关。在政府治理体系中，从横向上看，平安建设需要各个党政机关齐抓共管。
这就是说，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明确从中央到省、市、县、乡、村各治理层级的职能分工，构建权责明晰、上下贯通、高效联动、运转灵活的分层治理机制。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努力使影响公共安全的暴力恐怖犯罪、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等得到有效遏制，使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案件和公共安全事故得到有效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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